语文教育有什么用?听听朱自清和叶圣陶怎么说

  来源:界面新闻佚名2017-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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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三十年代起杨振声曾和沈从文、朱自清就一起编撰《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人也合作编撰出《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等等。

复旦附中的高一学生武亦姝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引起了人们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广泛讨论。她的出色与复旦附中的语文教育有关吗?如果她是让她的对手、文学博士都相形见绌的天才,是否可以映射出当下从中学到大学的语文教育的不足,以及语文教育对于古典经典的不够重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更好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的?而更好的语文教育方法又是什么样的?追溯现代国文教育诞生之初,可以发现这一连串对于语文教学的担忧其实并不新鲜。

自国文教育现代化始,对“国文程度”低落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1917年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诌议》以“改良八事” 即“ 须言之有物” 、“ 不摹仿古人” 、“ 须讲求文法” 、“ 不作无病之呻吟” 、“ 务去滥调套话” 、“ 不用典” 、“ 不讲对仗” 、“ 不避俗字俗语” ,引起巨大反响。1920年1月,时任政府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又通告,规定截止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的教材一律废止。由于国文教育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互相照应的关系,在“言文一致”上的共同要求,语体白话文教材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文教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从20世纪初国文教育现代化开始,对“国文程度”低落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1939年,主持高等考试的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说:“国文之技术恶劣,思路不清,本国历史地理,尤多意外之笑话。”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近代教育家蒋伯潜在出版于1941年的《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序言中,也发出感叹,“现在中学生国文程度值一般的低落,几以成为大众公认的、无可讳饰的事实。”1942年,新文化运动参与者、语文教育家朱自清和叶圣陶在《国文杂志》的发刊词中曾这么说,“如果认真检讨我国的学校教育,谁都会发见种种不满意之处;训练不切实,教学不得法,是两大项目。”虽然同是感慨“国文水平”低落,但是蒋伯潜和朱自清、叶圣陶的担忧却指向完全相反的方面。

蒋伯潜以清代废除科举为分水岭,将国文教育分为“科举时期”和“学校时期”,而学校时期又以“五四运动”为界限,前期以文言文为教材,后期以白话文为教材。他总结道,科举时期的国文教学与学校时期是不同在于:一,私塾教育与班级制度从师资到教授方式都是不同的;二,科举时期国文是唯一的课程,而学校时期国文只是很多课程中的之一;三,科举时期读的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而学校里废除“读经”,读的更多的是选集、零碎的文章,“近来竟采用引车卖浆者之言的语体文”。基于以上种种不同,蒋伯潜说,“国文程度的低落,在乎国文教学本身。”

与蒋伯潜站在不同阵营,倡导新文化、新国文的朱自清虽然承认这种低落,但他怀疑这种低落只是文言文单方面的而已,而不能说国文水平普遍低落了。“最近的舆论,以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很低落,这种低落,指的是哪方面?……低落主要体现在文言文方面,而白话文反而是大大进步了”。更对这种学校国文教育普遍唱衰的社会态度不以为然。“单就中学生的文言写作而论,五四运动以来,确有低落的情形,我承认这个。但这个低落有它特殊的原因,和学校里训练的宽严好象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朱自清曾从事过五年中学语文教育,据实际经验,他总结过中学教育之困难,“第一,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第二,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第三,作的方面,总想创作,又急于发表。”所以令他和叶圣陶等教育家更加忧心的是,学生困囿于旧式教育,务虚而无实,没有运用语文的实际能力,即“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在于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他们认为,以上的能力并没有在实际教育中实现提升,正是因为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对于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知,将国文教育与旧式科举混为一谈,“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教师教育所没有的,惟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重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

叶圣陶认为,国文教育水平低下,问题正在于“古典主义的思维”和“旧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现代内容不相符,表达形式上又太多程式、腔调,目的上又非常“利禄主义”,通常以加官进爵、仕途经济为目的,让学习之人“专做摹仿仿迎合的工夫,非但不能终身受用,而且把心术都弄坏了”。此外,旧式教育方法又太过重视记诵而非理解,“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 ‘活书橱 ’,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 ‘人形鹦鹉 ’,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

如何提升国文“学力”?他们编写课本、重拟教学方法

虽然蒋伯潜和朱自清、叶圣陶对于国文教育的担忧具体不同,但基本都认同,提升现代学生的国文水平,与科举时代不同,最重要的是培养“学力”——“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而做到这些,就不仅要求学生能够理解、欣赏并能运用国文,并且还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

写于1945年的《读 <经典常谈>》里,有这么一段颇为戏谑的话,可以看做是叶圣陶对于不假思索背诵经典学习方法的反思。“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又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夏丏尊等《国文百八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年

而如何培养“学力”呢?一方面,教育家们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精读能力,对于课本进行重新编著。三十年代起杨振声曾和沈从文、朱自清就一起编撰《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人也合作编撰出《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等等。对于形形色色的“选本”,朱自清认识到,虽然“选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文言和白话同在一本书里,前后文章差距太大,阅读时难免有“天各一方”之感,但是选本是是符合现代教育的理念的——因为学生精力有限,通读典籍不现实,“而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并且,学校教学并不是也不在于把学生所要的全给他们,而是“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所以精选课本的意义在于,“只要学生能从选读的名著中获取阅读的能力和习惯,就可以终身阅读没有宣读的其他名著”。

1946年叶圣陶(前排右一)与开明书店同仁

编撰课本之外,叶圣陶、朱自清在于具体教学方法做出了许多示范。1942年叶圣陶与朱自清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分篇章做出了语文教学示范,例如精读应该如何指导,而泛读又该如何为学生做版本、序目、参考书籍、参考书籍、阅读方法等等指导。比如,他们曾这样指导读诗,启发学生对于诗歌的学习,建立在理解、分析、研究综合感受的方式上,而并非只是如旧学般记诵。毕竟,记诵只是诗学的第一步——单记诵到底不够的,须能明白诗的表现方式。

叶圣陶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河南出版社1989年

“又如诗集,若是个人的专集,按写作年月,顺次看诗人意境的扩大或转换,风格的确立或变易,是一种读法。按题材归类,看诗人对于某一题材如何立意,如何发抒,又是一种读法。按体式归类,比较诗人对于某一类体式最能运用如意,倾吐诗心,又是一种读法。以上都是分析研究方面的事,而文学这东西,尤其是诗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还得要综合地感受。所谓感受,就是读者的心与诗人的心起了共鸣,仿佛诗人说的正是读者自己的话,诗人宣泄的正是读者自己的情感似的。阅读诗歌的最大受用在此。”

回顾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文教育家们的种种担忧和设想,可以发现,学生对于国民语文教育的“受用与否”是当时教育家们最为在乎的问题,也是教育改革的关键,这个“受用”是实际运用上的意义。而时至今日,人们问“语文到底有什么用”、“背古诗词可以上北大吗?”却有回返五四前“功禄主义”之意,对于这门功课的“功利”态度有可能戕害它的生命力和情感影响,正如北大文学教授陈平原所说,“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 ‘润物细无声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 ‘活到老,学到老 ’。”

(编辑: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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