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我最敬爱的母亲，她去逝快到十年了。 她虽然以离我们远去，到遥远天国的那方了；但她的音容相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的母亲命苦，她本是生长在离县城不到五公里远长江南岸的沙溪村古家山人。 听母亲说，她早年父母双逝，是母亲把两个弟弟拉扯成人，“长兄为父，长姐为母”，家中的担子落在母亲的肩上，母亲在家中排行老大。 母亲十七岁经媒人之说嫁给我父亲。 那时候我父亲家生活非常贫穷，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吃不像吃，穿不像穿地度日子，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土胚房里，风霜露宿的土胚房成了深邃的眼睛，白天阳光折射，晚上在被窝偷窥一眼，能看到月亮星星。 母亲一直在家跟地主帮长工“放羊喂猪”之类杂活，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稍有怠慢遭人辱骂。

    饥寒交迫的生活慢慢地重见天日。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看着两个弟弟长大成人，加上族里的大帮小凑，盖起两间新土胚房，是给兄弟俩的新房。 想当初，我的父亲母亲结婚也沒有举行什么婚礼仪式，就直接跟随我的父亲去我们家了。母亲共生育儿女七个，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四个儿子其中，老三和我是孪生，我是四个儿中排行老幺，父亲和母亲给我们孪生取了卓号化名（大毛）、（细毛）至今都还有人这样称呼……

     父亲，我还没有叫过他一声父亲，就连他的身影我都没记住，在我印象最深处，只有那么一点点，父亲就去逝了。遗体停在“关堂”房里，父亲的遗体放在关堂屋正中间，关堂屋生了两堆篝火，是给唢呐吹鼓手们取暖用的，他们是母亲邀请来給父亲告慰亡灵的。 有很多人头上缠绕着雪白的白布跪在父亲的灵柩前，凄凉的呻吟哭泣，泣不成声。 哭泣声随唢呐鼓声荡漾在关堂屋上空，烧香的、烧阴钱的、烧烟火的、放鞭的，弥漫整个场地上空。 我和孪兄还无知地在父亲灵柩前玩。

     父亲的遗体出葬那天早上，是二姐背我去的，孪兄是大姐背去的。父亲的遗体埋在“土地堂”的背面，后靠庙背坡大山根基，前向南方，左边山形落差，右边是一口十几亩大的水塘，用来灌溉水田的。 父亲的埋择地“椅子”形。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大队的大队长，兼职大队民兵连长，是当时下队里包队干部，整个莲花洞公社，八个大队都知道“张连长”，家喻户晓。去县城开会，徒步几十公里，两头都黑。他为人正值，学习上进，工作负责，偶尔带公社领导秦大兵书记和八大队大队长赵正舟，来我家作客，都赞他是一个“工作狂”。这就是我的父亲张炳成。

     在母亲讲述着父亲生前故事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父亲，是一个多么热爱工作事业，祗衹奋进超越自己的强人。 父亲的肺结核病俞越俞烈，到了垂死挣扎的边缘，无情的病魔缠着他往鬼门关拖，他临别时拉着母亲的手，一张病入膏肓的睿脸，就象水土流石似的样子；坑洼不平，油干灯尽的境界，眼里泛起颗颗催人泪下，难分难舍的依恋泪珠……充满了渴望与万个不舍，千个不离的场景，父亲说话很迟顿，就像一座大山压抑在他身上似的，吞吞吐吐说道:“我走了不要紧，你不要哭，要坚强的活着，把七个孩子养大成人”， 话音刚落，父亲撒手西去，享年35岁。

     父亲含笑九泉，撒手西去。七个孩子的担子沉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这个担子不是一般人能挑的，何况面对的是一个弱女子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悲痛化为力量。 土地改革了，家家户户分田分地了，光靠分得的田土就有十几亩田地，那个年代没有钱买化肥，只能用自制的农家肥。 母亲是一个心思缜密、坚强不屈的人，她有一套严管教风，说一无二，丁是丁卯是卯的家法训服人，以“黄金棍”下出贵人为标准。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好多年书的人，但买进卖出的经济帐，她都能算得出来。面对家庭大的大、小的小，如何管教不听话的儿女；首先，微笑待人说服教育，讲故事打比喻的形式教育人，实在不听话那就使用家法“黄金棍”教育人。

     母亲逢人就讲，黄金棍下出贵人，就这样，我们在母亲的黄金棍下个个长大成人，接人品对，安居乐业。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七姊妹扯成人，母亲心酸的青春岁月褶皱，时间渲染她的鬓发；母亲的背就象河边的杨柳树弯弯沟地水面，好像在抚摸女儿们头似的！ 母亲那一双结实的手成满了厚厚的老茧，是为了女儿们个个成家立业的真实写照。 雏形的鸟儿翅膀以硬，却各奔东西，留下年迈的母亲守护家园。 母亲没有跟四个儿子，却选择大女家，大女孝顺有佳。这也是令母亲倍感欣慰的了。

作者张登云：315记者摄影家网会员，沂蒙网特约记者，中国公益在线记录者。

315记者摄影家网,张登云,《我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