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院到大学 千年学府到底经历了什么?

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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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1896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购《时务报》发给学生,创开风气,进行近代化改制,到1926年组建省立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用30年时间,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
        按:从1896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购《时务报》发给学生,创开风气,进行近代化改制,到1926年组建省立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用30年时间,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

从大势上讲,这是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此所谓与时俱进,适者生存,宜乎而有书院新生。但具体而言,湖南大学筹备处则是从书院到大学的关键。

历史上,1912年、1917年、1925年曾三次组建湖南大学筹备处。虽然每次组建的情势各异,条件不同,但将岳麓书院资源盘活,使其“千古犹新”(杨昌济语),改制成现代大学的目的则始终一致。兹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原湖南大学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半学斋

一、1912年:湖南大学筹备处首度组建

清宣统三年(1911)冬,黄兴武昌首义,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由岳麓书院改制8年的湖南高等学堂停办。次年,即民国元年(1912,湖南省都督府都督谭延闿,首次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

湖南高等学堂

第一次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尽管如此,其贡献却不可磨灭。

首先,它使得“就书院基础改建大学之计划,印入吾湘人脑海”,而且“与日俱深”,播下了种子,提出了希望,也明确了目标。

第二,书院虽未改为大学,但“按都督命令”,“拨定岳麓高等学校为高等师范学校校舍”(《长沙日报》,民国元年九月初十),岳麓弦歌在朝代更替不久即已重奏。新迁入的高师以书院的全面继承者自居,高等师范不仅继承了高等学堂,也即岳麓书院的校址、校舍、校产等全部有形资产,而且将岳麓自南宋开始遵循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以及《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 、《最近国耻史纲》、《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择要义证》、《刘念台先生〈人谱类记〉节钞》等大书讲堂、斋舍,用以训导诸生,充分体现出其办学理念的一脉相承,它彰显的是承载着朱熹、张栻以岳麓书院为基地开创的湖湘学术传统。

如此精神与物质的承续,其可谓“一切仍之”,一以贯之。而当高师停办,以岳麓书院化身自任的高师教授们则发起了第二次组建湖南大学筹备处的活动。

二、1917年:湖南大学筹备处二度组建

1917 年,北洋政府调整高等师范布局。全国只保留北京、武昌、广东、奉天四校,其余皆在载并之列。教育部令湖南高师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得此消息,岳麓书院学生时任高师教授的杨昌济上书教育总长范源濂,提出了高师“必当续办”。考其续办理由之核心,湖南既不能新办大学,惟有保留作为高等文学之府的高师,才能承续岳麓书院千年文脉。然而,格于部议,高师势必停办。

湖南高等师范

无奈之下,杨昌济改变策略,放弃续办高师,主张改高师为大学。先是1917年5月,杨昌济偕高师教授朱剑凡、易培基及高师校长刘宗向、教务长杨树达,联络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等教育界名流,呈请省政府就高师校址改设省立大学预科。呈文分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大学校与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与湖南大学、武昌国立大学与湖南省立大学、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等五个方面,从教育、政治、地理各方面全面论述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

此议一倡,即得到热烈响应。5月8日《湖南大公报》即发表署名平子的社论。平子与杨昌济对岳麓同怀敬仰之情,皆强调惟有改高师为大学尚可“轶前徽而续往绪”。

与此同时,谋求发展的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也看中了岳麓的“宏大校产”,呈请省政府借用其校舍办学。“酌度再三”,省长谭延闿到5月25日才在杨昌济等人的呈文上作出一个兼顾财力与人才的两难批示,一方面改高师为大学照准立案,另一方面大学不能实际开办招生,校舍则借给工专办学,借期一年。

8月4日,《湖南省长公署批杨昌济等呈请设立大学筹备处并划定工业专校借用地段由》发表。至此,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湖南省政府批准第二度成立,杨昌济任主任,起草《规条》,储存高师校具,全力开展新大学的筹建工作。8月7日,省长公署下令,派省视学员清查高师校具,委任甘融为校具保管员,9月22日,省长公署任命杨昌济、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为大学筹备处筹备员,其令称:为令委事。

湖南大学筹备处为高师之合法继承人,高师校舍、田产、图书、仪器、化学药品、标本、金石、什物等皆由其接收,并派员保管,以作筹备新大学之用。此其一。

其二,筹备处、筹备员经省府任命,有权“将开办大学以前一切应行筹备事宜,妥为规画”。这为日后易培基以“前大学筹备处筹备员”身份力保“前岳麓书院所有一切产业”,并使其成为省立湖南大学的四大校产之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1918年,湖南大学筹备处主任杨昌济发表《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一文。其称中国书院与欧洲大学文科从内容到形式皆有相似性,应该盘活高师所继承的岳麓书院的资源,“设大学文科以承之”。其经由高师将古书院与新大学一脉接通之意甚明。1918年秋,省立大学创立无期,杨昌济北上应聘北京大学教授,筹备处的工作则主要由原高师教授易培基负责。其时,军阀张敬尧任督军兼省长,殆害教育,批准成立筹备处的谭延省长早在上年九月就已去职。从此,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入困难时期。1920初,杨昌济病逝北京。6月,虽驱张运动胜利,张敬尧被逐出湘,但战事不断。12月,省政府竞以兴办湖南大学将分去军费为由,主张取消湖大筹备处,经何叔衡等联络教育界人事力争,筹备处才得以保留。1921年2月,省议会议决大学筹备处撤消,前高师校址、校产全部拨归工专。

至此,第二次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本该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着很深书院与文科情结的筹备员易培基,对以工科为主的工专变客为主这一事实一直不予接受,长期抵制,固守岳麓书院自宋代以来置备的产业,直到省立湖南大学成立,才将其以“前大学筹备处指拨属于湖南大学财产之岁入”的名义交出。它和工业、法政、商业三专校的“财产之岁入”、“省政府指拨财产基金之岁入”,“学生学费”一起构成新大学常年经费的四个组成部分。

三、1925年:三组湖南大学筹备处

将成立省立大学列入《湖南省宪法》,是湖南大学筹建工作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新大学的组建即具法律保证,纳入法制运作体系。从1922年元月开始,省政府主导下的建校工作已在实质推行之中。到1925年11月6日,在大学组织令、组织法、开办办法等由省议会、省政府公布、征求意见并谘商讨论之后,省长赵垣惕正式下令,委任李剑农、钟才宏、曾约农、李待琛、向绍轩、李希贤、黄士衡、杨茂杰八人为湖南大学筹备委员(《省长任委之大学筹备委员》,《湖南大公报》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为了推进工作,八位委员会商,“组织湖南大学筹备处”,制订《筹备处简章》十条,在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办公(《湖南大学筹备进行记》,《湖南大公报》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日)。省长特颁木质“湖南大学筹备处之关防”一颗(《筹备处湖南大学进行消息》,《湖南大公报》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日),以示公信。此为历史上第三次组建湖南大学筹备处。

第三次组建之湖南大学筹备处,自1925年11月6日成立,到1926年4月19 日呈请归并于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大学筹备处呈请归并》,《湖南大公报》民国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存在时间仅半年。时间虽短,但成绩巨大。它编拟组织大纲,扩充校址,添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完成了“就公立(工业、法政、商业)三专门学校固有基础,妥筹改办”,“筹设湖南大学”的主要任务(《筹备湖南大学计划之省令》,《湖南大公报》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省立湖南大学

省立湖南大学于1926年2月1日宣告成立,组织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事宜。3月9日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委员长李待琛报告了整个筹备经过。三度成立之湖南大学筹备处,终于修成正果,最终完成了自民国建立以来湖南人组建现代大学的心愿。而“省长令拨三专校及前岳麓书院一切产业为大学校产”,则明确无误地表明:新生的湖南大学有四个组成部分,它是筹备处就岳麓书院与三所专门学校四者“固有基础,妥筹改办”而成的。

岳麓书院不仅全部拨作湖南大学校址,而且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传统及代出人才的辉煌深刻影响着湖大的创建者们,古书院其形其神已融入新生的大学之中。而古老的书院之所以能改组成现代大学的关键,是三度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

*本文选自邓洪波教授的《湖南大学筹备处:从书院到大学的关键》,来源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第6期。文章略有删改。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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